7月4日，甘棠箐遺址研究團隊在國際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在線發表研究論文，向國際學術界公布了一項具有重大突破意義的考古發現和多學科研究成果。論文描述分析了在云南甘棠箐遺址發掘出土的、35件保存完好的、年代約為距今30萬年的木器，與木器伴生的文化遺存包括大量石制品、骨角器、動物化石、植物遺存和用火遺跡。
這些痕跡清楚、特點鮮明的木器，是目前東亞地區最早的木器，主要功能是對可食性植物根莖的挖掘，可以被稱作“挖掘棒”。遺址出土的石器多為小型刮削器，形態簡單，加工痕跡精細，彰顯東亞舊石器時代文化的鮮明特征。
甘棠箐遺址，坐落于云南省撫仙湖南約5公里的一處自南向北流淌的小溪西側的坡地上。該遺址發現于1984年，1989年做過首次考古發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和動物化石及木質材料。2014-2015年和2018-2019年兩個野外考古季，該遺址被再次發掘，揭露面積64平方米，挖掘深度3.5-7米，出土豐富的石制品、動物化石、木質材料、植物種子和用火遺跡。
此次出土數十件木器是一項世界級重大考古發現。由于木材是有機材質，易分解腐爛，對于埋藏環境和保存條件要求嚴苛，舊石器時代保存下來的木質遺存十分稀少，舊石器時代早中期的木制工具更為罕見，現有的證據僅在非洲和歐亞大陸西部有少量發現。甘棠箐木器是目前東亞最早者，不僅填補了國內舊石器時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同時對探討木器的起源、加工技術、功能、演化發展過程具有重大意義。
長期以來，學術界流傳“東亞竹木器假說”，認為東亞地區古人類在舊石器時代高度依賴竹木器，那些相對簡單的石器主要功能是制作竹木器，后者承擔人類生產生活的主要任務。一些學者到中國南方和東南亞進行制作與使用竹木器的實驗，證明竹木器可以用簡單的石器制作，并能用來從事很多狩獵－采集和加工活動。但由于植物材料易于降解，考古界苦于無法找到相關證據，該假說一直處于理論探討階段。
甘棠箐成組木器的出土，證明東亞遠古人類確實制作和使用過木器（目前尚未發現竹器），木器在先民的生存活動中起過重要的作用。甘棠箐所出土的挖掘工具，大大拓寬了我們對早期木器加工技術和使用功能的了解，也使“東亞竹木器假說”得到強有力的支持。
甘棠箐遺址出土的石器，具有東亞舊石器時代早中期的傳統特點，但蘊含新的信息，對于重新認識東亞舊石器時代文化傳統的成因，和東亞古人類特定的工具技術水平與認知能力，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該遺址出土的石器大多為小型者，外觀古樸，缺乏技術的復雜性和形態的規范性，這樣的材料曾經被一些學者當作東亞古人類技術落后、思維簡單的證據。甘棠箐石器中有些標本在刃口處出現細小勻稱的修理痕跡，表明工具的制作者具有對石器使用部位細致加工的能力。與石器伴生的用于對石器精細加工的軟錘材料，是目前東亞最早者，在世界范圍的舊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址中也難得一見。
軟錘的發現，證明當時東亞的先民在石器技術上并不落后于西方的同期人群，甚至在某些方面有其特長和領先之處。這批石器材料還表明東亞舊石器時代的石器特點及其文化傳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優質原料缺失的制約與影響，也由此催生了對可用石材的精細加工和對木質材料的開發利用，表明東亞古人類在技術、文化和生存策略上與西方古人群有著不同的演化發展路徑。
舊石器時代是人類歷史的第一階段。迄今我們對當時人類的生產生活所知甚少，每一處新遺址和每一批新材料，都會加深我們對遠古歷史的了解和對人類發展歷程的認識。
民以食為天。舊石器時代人類利用了哪些食物資源，我們只能從他們的遺留物中得到些許答案。當時人類食物獲取的方式主要是狩獵與采集。狩獵的證據很多，各遺址中大量存在的哺乳動物化石就是明證，甘棠箐遺址也不例外。但采集植物性食材的證據很少會被發現。甘棠箐遺址難能可貴，保存了大量植物遺存，首次揭示了古人類盤中餐中廣譜型的植物食材，包括松子、榛子、獼猴桃、多種懸鉤子漿果及葡萄、飛龍掌血屬等植物的果實。甘棠箐遺址首次提供了古人類運用木質工具挖掘利用地下植物根莖等食物資源的可靠證據，揭示了生活在熱帶、亞熱帶環境下的東南亞古人群獨特的資源利用策略和適應生存方式。
該研究還揭示了在與歐洲和非洲不同的環境背景下，東亞古人類獨特的適應策略和生存方式。生活在甘棠箐的早期人類在亞熱帶環境中以植物資源為重要食物對象，而在歐洲舍寧根等北溫帶環境中，對大型哺乳動物的狩獵則明顯占據了主導地位。這揭示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存方式的多樣性和東亞古人類因地制宜、靈活變通的適應生存策略。
高星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
原標題：中國發現三十萬年前“最早木器”究竟意味著什么
來源：中國青年報
初審：馬萍
復審：劉晗
終審：張宇
